参见张紧跟：《纵向政府间关系调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证据真实，没有证明还将继续遭受迫害。49关于行政允诺的司法审查，法院认为，行政主体为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向不特定的相对人发出的，承诺在相对人实施了某一特定行为后由自己或自己所属的职能部门给予相对人物质或其他利益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
强制拆除商店和离开这个城市。76以上案例反映了法无授权即禁止这一宪法原则和法理在各类案件的审判中广泛运用，是审判文书的重要法源之一，但仍存在具体原则不明确，相应的禁令、权益和义务裁量价值和方法不具体明确、法官关于这一原则的说理也存在基于主观经验和随意性，闫才源诉焦作市公安局不予变更姓名案背离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的个案，实践中同案不同判。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专业性指南、目录、标准等软法的法律效力。5.法定说明理由的情形和经相对人申请说明理由而明示拒绝给予理由或超过一定期限没有回复、延迟、理由不完整、不适当视为没有履行说明理由义务，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应予补正。而肯定清单许可范围的限缩或否定清单禁止和限制范围的扩大会带来与此相反的消极影响。
对于市场规制，涉及需要专业性、独立性、社会化、客观性的第三方专家资源，可以按权责利效原则一致原则，强化第三方外部支持的法律责任，但不涉及独立客观性和专业性领域，不宜过多由第三方介入、支持或替代。只有争议的主要问题需要原因，并非所有实质考虑。再有，最近的高冈德洲会医院开设许可事件（最判平成17·7·15民集59卷6号1661页）的裁判中，法官对于从医院设立许可申请到保险医疗机关拒绝许可的连续性的行政程序（即法的构造），即承认其具有处分性，并提供了权利救济的机会。
行政计划数量众多，诸如国土计划、地方财政计划、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道路整备计划、防卫计划、自治体的综合计划、防止地球温室效应行动计划等等。因此，究竟应当如何选择正确的规制手法，美国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规制影响分析，近年来日本的中央省厅与地方自治体也开始实施行政事务评价制度，以建立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规制过程的监督机制。[35] 以下本文将对能够适用上述评价基准的代表性行政手法展开分析，以厘清相关问题点。二、行政手法论的意义与射程 （一）行为形式与法制度、法的构造 对传统行为形式论的另一个批判观点主要与行政行为论相关，即行为形式和法律制度没有明确区分。
[26]大橋洋一：《现代行政の行為形式論》，1993年版，第5章。注释: [1]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下）》，1957年版，第1页。
需要注意的是，经营者完全任意的自主行动（例如企业或者业界团体制定行动准则、发布CSR报告书、宣传与倡导、ISO·Eco-label等认证标志）属于本文后述的诱导与指导手法的对象，所以并非此处讨论的重点。[4] （二）行为形式论的意义 可以说，行政作用法体系的基本单元就是行为形式。[25]前引（10）高木光书，第284页。（六）合意的手法 合意的手法是行政主体与私人或者私人相互之间达成协议，基于协议内容自主采取行动以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法。
有关计划制定程序，在现行行政程序法起草过程中就曾讨论过，但仍需进一步的具体和缜密的规定。[6]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上）》，1997年版，第23页。目前比较常见的行政契约包括：政府供给契约、公营住宅使用契约、行政财产的借贷契约、公害防止协定、环境保全协定等等。另外，直接规制手法的很多关节点是由行政行为构成，因此，由行政行为论所形成的传统评价基准仍然可以适用。
[27]今后则应当针对公行政的民间委托、与地方团体的管理协定以及PFI等现象，对契约缔结的权源、契约相对人的选择标准、契约形式、契约程序、瑕疵论、指导监督权限的保留以及契约解除权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与直接规制手法的比较分析指导手法的基本特征。
简单来讲，前者的内容是有关法的理论、解释理论和权利救济论，而后者则属于更加宏观层面的法政策理论。②信息公开、透明性与说明责任。
[15]此时的阐述已经不局限于许可行为的性质问题，而是针对包括许可行为在内的整体性的许可制度的描述。另外，不同的行为形式各自具有何种法律效果？其属于外在的行为规制（如许可）还是涉及权利能力或契约内容的规制（如特许、认可）？各种行为形式具有多大的裁量余地？上述问题均为政策判断事项，从行政手法的法政策评价视角来看，许可、认可、特许、申报与登记等法形式，仅仅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区别。合意手法的基本单元当然是行政契约。[27]石井异：《行政契約の理論と手続一補助金契約を题材にして》，1987年版。[16]由此可见，理论上有关行政行为的说明是含混不清的，一方面，将行政行为界定为引起权利义务关系变动（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另一方面，又针对作为整体制度的前后一系列行为进行说明。这对于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为重心的法律思维具有理论上的原始积累功能。
例如，行政行为是否需要法律根据、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的分类、许可（以及许可变更）的性质论、申请在先原则、变更认可的限制、不可变更力与实质的确定力、受益行政处分的撤消限制与撤回损失补偿、附款的界限论、效果裁量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涉及行政法解释的基本知识，也提供整个行政领域共同适用的法律原理。[18]稻叶馨教授以及人见刚教授也在行政作用法上区分不同的行为形式，并将不同行为形式组合构成的模块化制度称之为法构造或法系统。
[7]塩野宏：《行政法（1）行政法総論（第5版）》，第43-44页。其核心的批判观点是：以行政行为论为核心的行政作用法，是建立在公私法二元论基础上的，并特别强调行政法相对于民法的特殊性，导致行政实务之中被广泛运用的各种行为和制度被置于理论视野之外。
计划手法的法政策检讨课题包括：计划内容的正当性确保、效果预测的细致化、准确的信息收集和选择、科学客观的计划制定程序与评价手法的开发。实际上，关于行政作用法的体系问题学界已经存在诸多讨论，笔者在此并不是要提出一种独特的体系建构学说。
[20] 最后是小早川光郎教授，其同样也将行政作用法区分为法的构造与行政作用上的行为，前者是指行政作用当中法律关系得以展开的法构造，后者则以公权力机关以及关系人所实际采取行动的场景为焦点，区分为行政处分、行政上的合意、各种事实行为。还存在搭便车现象或者无法影响不合作者等弊端。第二，其他的行政法基准包括：①陈述意见与公众参与。[21]前引（11）小早川光郎书，第254页。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是否许可的意思表示同时也暗含了强制执行或者课予处罚的意思表示—这是学界的最新观点。[25]第二，应当正面评价传统行政作用法体系作为权利救济法理论的特殊功能，并进一步明确行政过程中权利救济的关节点，以确保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机会。
比较而言，行为形式论具有提供行政活动的实体法理论和权利救济理论的重要功能，而行政手法论则采取概观的、抽象的视角把握行政活动，因此其具备探讨市民参与、信息公开、说明责任、政策手段的选择、政策评价与制度评价等分析性功能。在传统的行政作用法总论上，效仿民法上的法律行为理论建构的行政行为论处于法体系的核心位置，至于其他的活动形式一般只是简单加以说明。
之所以称为行政手法，主要是考虑到不应局限于行政法学固有的话语体系，而应尽量使用各学科共通的概念，以建立互相交流的话语平台。前引（7）塩野宏书，第82页。
因此，本文尝试将行政手法的评价基准区分为三种类型：传统的行政法基准。例如，田中二郎行政法体系就是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行为、行政处罚以及行政强制在内的极其简化的体系模型。例如，行政契约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所以行政契约可以归为行为形式或者法形式。指导手法属于直接规制的前阶段程序，并可以与其他强制措施连动。
[29] （二）行政手法论、法的构造论的课题 由若干的行为形式和程序集合构成的行政活动的构造，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称谓，如法的构造、法系统、法制度、法的手法、法的措施等等，[30]本文统一使用行政手法概念。[14]前引（3）田中二郎书，第125页。
另外，借鉴风景区保护协定、绿地协定（都市绿地法46条）的模式，保证协定内容的公开并允许提出意见书，建立公正透明的契约构造。[5]有关行为形式论的功能，参见Eberhard Schmidt-Assmann著，太田匡彦、山本隆司、大橋洋一译：《行政法理論の基礎と課题—秩序づけ理念としての行政法総論》，2006年版，第296-303页。
[11]小早川光郎：《行政法（上）》，1999年版，302-303页。[2]行政作用法可以区分为行政作用法总论与行政作用法各论。
